陈养山：被称为隐蔽战线的“福将”

发布时间：2021-04-01     来源: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作者：佚名    

　　

　　

　　陈养山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开拓者之一，新中国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在漫长的情报生涯中默默奉献，未出现过任何闪失，被在隐蔽战线上战斗过的老同志称为“福将”。

　　在恽代英影响下参加革命

　　陈养山，原名程仰山，1906年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县。其父程步青，晚清秀才，兼事中医。陈养山在本村小学读书期间，因家境贫寒，未毕业即被迫退学。1919年，他到汉口市一家钱庄当了学徒以贴补家用。

　　1919年前后，中国社会急剧变革，各种思潮风起云涌。陈养山怀抱“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理想，认真学习钱庄业务，并积极利用缝隙时间阅读了大量书籍。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爆发，使陈养山认识到反抗旧秩序的可能性和意义。1924年初，陈养山接触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被革命理论吸引，遂与志同道合的店员组成学习小组。在学习革命理论的过程中，陈养山尤其喜欢恽代英的文章，就写信给恽代英，谈自己读书学习的体会与困惑。恽代英很快给陈养山寄了明信片，并约其到家中会面。对此，陈养山曾回忆说：“那天天气很热，我们从上午10时许，一直到下午4点钟，会谈持续了六七个小时”，“当时我提出一大堆问题，请教代英同志，他都作了耐心的解释”，“我记忆最深的是，他说中国革命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要建立苏联式的政府，人民才能得到解放”。这次会谈深深地影响了陈养山，在他心中埋下了革命的种子，奠定了其终身革命的思想基础。此后，陈养山一直视恽代英为良师益友和自己走向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同年10月，陈养山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于192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4月底，青年团武汉地方委员会书记林育南派陈养山送密信到上海团中央。从此，陈养山开始迈入革命生涯。

　　掩护贺龙

　　1925年5月，陈养山抵达上海，恽代英安排其担任团中央交通员，和团中央书记任弼时一起，参加了五卅运动。随后，团中央派陈养山赴武汉工作，因熟人太多，秘密工作不易开展，团中央又将其调回上海，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上海交通局工作，担任发行科长。其时，广州的进步书刊多由海员工会会员秘密携带至上海，再从上海邮寄至全国各地。陈养山在同海员工会会员密切接触中，积累了社会关系，为此后开展情报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26年春，组织上交代陈养山运送几枚炸弹到武汉中央军委。陈养山通过认识的海员，搭乘英国货轮，完成了任务。这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印象。

　　1926年冬，陈养山被调到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做统战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养山在杭州难以立足，赴上海寻找党组织，几经周折接上关系后，被任命为法南区委宣传部长。1927年11月，贺龙秘密来到上海。为了确保贺龙的安全，周恩来提议由陈养山承担掩护贺龙的任务。陈养山将贺龙、周逸群安排在一个秘密住所里。1928年1月，陈养山又秘密安排贺龙等人奔赴湘西。多年以后，贺龙对陈养山的工作依然赞赏有加。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时，贺龙谈到情报工作重要性时说：南昌起义以后，我到了上海，就是通过特科，具体说是通过陈养山同志安排，把我隐蔽在上海后又秘密运送到洪湖的。我亲身体会到，你们的工作，再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

　　在中央特科的特殊工作

　　1927年，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中央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从事情报和保卫工作。1928年，国民党中央在组织部内设立党务调查科，即后来的“中统”。当时，上海党组织全部转入地下，陈养山完成掩护贺龙的任务后无法找到关系，只好回到浙江上虞。1928年春节后，因组织农民暴动失败，陈养山潜回上海，住在鲍君甫家，并在一家报馆谋生。

　　鲍君甫，又名杨登瀛，18岁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在日本人办的基督青年会做事。1925年底，陈养山经人介绍与鲍君甫认识，且向鲍君甫学习日语。陈养山作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上海交通局发行科长，经常将书报送给鲍君甫。鲍君甫将其译成日文，所获颇丰，两人遂成好友。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成立后，时任调查科总干事的杨剑虹和鲍君甫是老乡，他邀请鲍君甫加入。鲍君甫心里很矛盾，既想为国民党做事，又不愿得罪共产党，他便将这种矛盾心理坦诚地告诉陈养山。据陈养山回忆：1928年三四月间，鲍君甫告诉我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即“中统”）的总干事杨剑虹，要他当侦探，做破坏共产党的工作。鲍君甫想去国民党做官，又想靠拢共产党，问我怎样才能两全其美？我考虑他是国民党左派，对我党有一定的同情，可以争取利用。于是，陈养山连夜将情况写成材料，经过中共闸北区委向党中央报告，建议同鲍君甫建立工作关系。

　　周恩来仔细研究了陈养山的报告，认为鲍君甫虽在政治上不可靠，但在隐蔽斗争中非常重要，有利于中央特科工作的开展。周恩来指示陈赓了解相关情况。陈赓先约陈养山谈话，详细了解鲍君甫的情况；接着又同陈养山与鲍君甫面谈。陈赓认为鲍君甫同情革命，在白色恐怖中能和共产党朋友融洽相处，可以作为内线。经过中共中央谨慎考虑，同意鲍君甫为党工作。为了方便陈赓工作，周恩来将陈养山调入中央特科，由陈赓单线联系，并派中共党员连德生作为鲍君甫的保镖。

　　在中央特科的协助下，鲍君甫颇得杨剑虹、陈立夫等人的信任。1928年七八月，杨剑虹涉及贪污案自杀。10月，鲍君甫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特派员。鲍君甫与中央特科密切合作，在铲除叛徒、保卫党的机关和营救被捕同志中起到很大作用。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中共中央立即派陈养山对鲍君甫作了气节教育，并称：不管形势怎么变化，共产党是不会忘记你这个朋友的。鲍君甫入狱后，三缄其口，没有暴露共产党的秘密。

　　中央特科对鲍君甫的工作是成功的。从根本上讲，这归功于中央的领导、组织和协调。但陈养山凭借高度的政治敏感和对党组织的责任感，向党中央提供材料和建议，也功不可没。

　　辗转于天津、重庆等地开展秘密工作

　　1931年初，中央特科准备在北方开展工作，秘密情报关系是北洋军阀时期的国会议员胡鄂公。胡请求杨献珍为其助手，得到中央特科的同意。4月，顺直省委遭到破坏，安子文、周仲英、刘亚雄、陈原道等被捕。6月，中共中央命陈赓、陈养山赴天津营救被捕同志，并调查叛徒的情况。陈赓和陈养山化装成商人，住在交通旅社，半个月后两个人和杨献珍接上关系。陈赓和陈养山在交通旅社住了个把月，恐久住惹人生疑，陈赓住进一所新出租的民房；陈养山搬到大同公寓，与杨献珍同住，协力进行营救工作。一天清早，杨献珍在报纸上看到河北省委互济会被破坏的消息，赶紧告诉陈养山。陈养山果断撤离，并通知陈赓，避免了危险。杨献珍到北平找刘少白商议营救同志的事情，不幸被捕，营救工作被迫停止。随后，陈赓、陈养山将工作重点转向清查叛徒。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陈赓和陈养山掌握了一批叛徒的姓名、特征、住处、来往关系、活动规律，决定陈养山立即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建议派打狗队镇压叛徒。半个月后，陈养山同中央派遣的“王老头”再赴天津。8月，天津最大的叛徒张克云被击毙。

　　8月下旬，天津党组织有个姓鞠的党员和陈赓取得联系，陈养山与其住在一起。9月初，陈养山让老鞠去买报纸，本来只需十分钟，但天黑也没回来。陈赓到后，两人判断肯定出了问题，于是陈养山马上撤离。第二天，在天津同志处得知老鞠已经被捕。鉴于这种情况，陈赓和陈养山在天津已经很危险，决定返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

　　这时，受“左”倾错误的影响，我党在白区工作遭到破坏。1935年8月，上海临时中央局停止工作。中央特科的干部也作了疏散，陈养山拟派往苏联学习。临行前，由于四川情报工作有所进展，陈养山被派往重庆。到重庆后，陈养山经过详细调查，得知四川工作基础很好，10月返回上海向党组织汇报情况，联系人邱吉夫同意派人去重庆，但经费无法解决，让陈养山等待。11月上旬，邱吉夫突然被捕。几经周折，12月中旬陈养山接上关系，与陈克寒同往四川。陈昌、陈养山和陈克寒接办四川实力派的新四川通讯社，以此为掩护，周旋于各派势力之间，开展情报和统战工作。经过数月努力，陈养山等人获得大量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情报。如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军阀的党政军动向的情报；军力配备及互相斗争的情报；国民党军部和党部与地方各派系之间争权夺利的情报；重庆经济界与浙江资本家的矛盾，以及各种社会情报。1936年7月，陈养山回上海向党组织汇报重要军政情报，在准备返回四川之际，中共中央决定陈养山到陕北学习。9月，陈养山抵达西安，中央决定陈养山在西安情报站从事参与联络西北军的工作。陈养山以西北文化日报社记者的身份作掩护，从事情报和统战工作，交了不少朋友，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得到党中央较高的评价。

　　1940年6月，陈养山回到延安，结束了16年的敌占区情报生涯。其间，陈养山辗转于武汉、上海、天津、重庆、成都、西安等地，从未被逮捕过。罗青长认为：这并非他有什么诀窍，而是由于他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的斗争艺术和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

　　在晋绥做情报工作

　　回到延安后，陈养山担任中央社会部情报干部训练班班主任。1942年2月，陈养山在中央党校参加整风运动。通过学习，陈养山的理论水平得到提升。1944年底，中央情报部根据贺龙的提议，派陈养山担任晋绥军区调查局局长。

　　1941年8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9月，中央情报部成立。12月，晋绥边区成立情报委员会。晋绥军区情报处的任务是收集敌伪军事情报、战略情报和瓦解伪军。1942年6月，晋绥军区情报处扩大为调查局，1943年向敌占区城市派出18名情报骨干。1945年1月，晋绥军区调查局移交给中共晋绥分局领导。

　　1945年1月，陈养山一行抵达晋绥调查局时，原正副局长已返回延安，大部分干部受“抢救运动”影响，正在接受审查，工作处于停顿状态，由晋绥军区政治部锄奸部代管。陈养山全力投入到甄别工作。他强调：甄别工作关系到同志们的政治生命，以及调查局工作的恢复和发展，要严格掌握政策界限、重调查研究、重证据，不轻信口供；要实事求是地做结论。由于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措施得当，晋绥调查局大部分干部重新走向工作岗位。陈养山随后着手充实调查局机构，设立干部科、交通科、研究室、书报科、总务科；恢复忻县、太原、阳曲、汾阳4个情报站，新建大青山情报处，在兴县、临县设立2个商店，作为秘密联络点。同时，派出23名基干情报干部到太原、北平、天津与地下情报关系联络，建立秘密交通点。晋绥调查局的工作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

　　抗日战争胜利后，形势急剧变化。1945年10月，晋绥边区召开情报侦察工作会议，李克农到会指出：晋绥边区的情报工作，要以蒋介石、阎锡山集团为主要侦察对象，加强发展城市内线工作，配合我军反击敌人的内战阴谋。针对晋绥情报工作机构分散的现状，陈养山征得边区公安局相关领导人的同意，向中共晋绥分局提议，合并调查局和公安局，加强情报工作的力量，统一领导，协同作战。晋绥分局赞同陈养山的提议，得到中央情报部批准后，晋绥调查局和公安局合并，成立公安总局。陈养山任副局长，1947年6月任局长。1949年3月，陈养山调任西北局社会部长。在陈养山领导下，晋绥情报工作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完成中央情报部收集敌方书刊的任务。敌方公开的报刊书籍，经过系统周密的分析，可以成为有价值的战略情报。抗日战争期间，晋绥调查局通过各种关系，订购日文报纸13种，中文报纸10种，以及大量日、中文书刊、杂志和年鉴。解放战争时期，平津工作站采购敌方报纸20多种，杂志30多种。这些报刊书籍源源不断送往中央情报部，中央情报部屡次表扬，称：“你们调查局，收集敌伪报纸，杂志书籍及各种年鉴等，对我们用处很大”；“特别在书报的收集上，对中央曾有很大帮助。”例如，国民党六届中委的派系分析，即根据日文年鉴写出。

　　获取大量军事政治情报。1945年日军投降前，阎锡山与日军关系的内部情报；1946年3月28日，阎锡山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的情报；阎锡山部军事部署、整编情况等均被我内线人员获得。解放战争期间，西安情报站提供了胡宗南军队机密电报密码；平津情报站提供有关第三军的重要情报，保障了清风店战役的胜利；太原情报站在上党战役后获得阎锡山部整编情况和军事部署的情报；归绥情报站获得111师、158师、320师、骑兵13旅等主要部队的编制、装备、人事等重要情报。1948年，国民党接收平津大员“飞来派”和“地下派”之斗争情报，北平、天津、北宁铁路三个特别党部的人事及内部斗争情况，也为我内线人员获得。在绥远和平起义前后，蒋介石与12旅旅长鄂友三来往电报全部被我内线抄出；马鸿逵派代表与董其武密商董其武部向西撤退的内幕，以及蒋介石派特务破坏和谈的情报，和董其武部内部会议情况，均被我内线送到有关领导机关。

　　1949年3月，陈养山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社会部长，领导西北地区的情报工作。西安解放前夕，我情报人员获得胡宗南撤退的确切时间和方案、路线，及各军、师部署、番号、代号、驻地和装备的情报，并获得西安城区图、城防工事图等。我内线利用西安绥靖公署电台，同我电台秘密联络，发回有关胡宗南部队和国民党党务、特务上层人员活动机密情报90多份，对西安解放具有重大作用。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陈养山率领公安、情报人员进入西安，领导接收、社会治安和执行肃清匪特的任务，随后组建了公安局和西安市保卫委员会等机构，确定了公安保卫工作的方针和任务。1949年10月1日，陈养山被邀在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开国大典。10月15日至11月1日，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召开，会议由公安部长罗瑞卿主持，毛泽东、朱德到会讲了话。陈养山参加会议，积极总结保卫工作的经验，为新中国的公安事业建言献策。

　　新中国成立后，陈养山担任上海公安局副局长。1950年9月，调任南京市委常委、政法委副主任、南京市公安局局长兼南京市检察署检察长。在南京工作期间，陈养山审问并清查出国民党特务黄凯。

　　经过多年磨砺，陈养山由初出茅庐的隐蔽战线的战士，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我党情报工作的领导者。陈养山取得的成绩，得益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也和情报战线广大工作人员努力息息相关。陈养山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展现出卓越的组织和领导才能。（齐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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