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以来，检察机关以内设机构改革为切入点，构建起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四大检察”“十大业务”法律监督新格局，统筹推进检察改革，有力推动了各项检察工作全面协调充分发展。但是，与党中央部署要求、人民群众新需求相比，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作用发挥还不够充分。一个突出的原因就是，传统的受理、审查案件方式，往往只能通过一些孤立的信息点发现单个的法律监督线索，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不易被发现。运用大数据的筛查、比对、碰撞，相互独立的信息点就有了交集、串联，违法犯罪线索就能清晰展现，有利于检察机关高效发现深层次的监督线索。浙江省检察机关通过成立数字检察办案指挥中心，迭代完善数字检察系统，2021年推进35个重大类案监督场景应用，实现“一域突破、全省共享”。比如，在强化虚假诉讼监督中，深入排查出民间借贷、劳动报酬、车辆保险理赔、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等领域的“假官司”，查办1975件，涉及金额5.7亿元；向全国检察机关先后移送各类监督线索3.5万余条，实现了由过去的“人找案（线索）”到现在的“案（线索）找人”的转变，法律监督质效明显提升。浙江实践充分说明，大数据赋能更有利于能动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利器”作用，真正为新时代法律监督插上科技的翅膀。各级检察机关要切实增强掌握运用大数据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找准大数据赋能“四大检察”的切入点、结合点，更好实现大数据与“四大检察”深度融合，促进各项法律监督工作提质增效，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充分运用大数据促进诉源治理

　　助推提升国家治理效能

　　数字化、信息化时代，社会各领域均被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渗透或影响，各种违法犯罪的智能化程度也“水涨船高”。无论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是落实全面依法治国的部署要求，都离不开大数据。习近平总书记突出强调“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检察机关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和促进保障力量，多年来始终立足监督办案，深入剖析案件反映的倾向性、普遍性问题，及时发出堵漏建制的社会治理检察建议，促进做好标本兼治的工作。但由于大多是针对个案反映的问题，检察建议的深度、说服力往往有限。以更优检察工作质效促进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必须与时俱进，以能动履职更好地契合、适应信息化时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浙江省检察机关运用大数据检察监督，通过深挖批量案件背后的制度漏洞，助力发现类案问题、系统性问题，检察建议更精准、更全面，更有利于助推解决深层问题、提升治理效能。比如，嵊州市检察院办理的非标油偷逃税、危害公共安全、污染环境类案监督，督促相关行政部门依法移送犯罪线索，联合开展专项整治、建立监管长效机制，斩断了非标油交易黑灰链。又如，台州市检察机关通过个案办理发现部分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仍然享受养老金待遇，经大数据比对，发现批量线索和监管漏洞，推动在省级层面建立健全防范查处机制。浙江实践充分说明，大数据给检察机关更深参与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路径，大数据法律监督为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提供了检察智慧。各级检察机关要站在国家治理的高度，跳出就案办案的窠臼，自觉将大数据效能和法治效能紧密融合，由传统的个案办理式监督向类案治理式监督转变，善于从办理个案中发现规律性问题，找到系统性漏洞，提出针对性的检察建议，促进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全力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充分运用大数据加强精准精细管理

　　推动提高检察管理科学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