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湘黔滇步行团的西迁之路

发布时间：2022-08-28     来源: 七一网     作者：佚名    

　　

　　

　　

　　“就用两条腿走，这也是一种教育”

　　1937年7月7日，北平南部卢沟桥的枪声，打破了中华大地的宁静。战火快速蔓延，至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沦陷。而此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这3所培养中国青年精英的最高学府，已无法再安放下平静的书桌。

　　危难关头，存留中国教育精髓、延续国家文脉已是燃眉之急。3所大学的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与教育部门紧急磋商，计划选定适当的地点筹设临时大学若干所。

　　按照计划，临时大学第一区由北大、清华、南开组建而成，地点设在长沙。消息传出，师生们纷纷南下。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课。但此时，形势急转，局势恶化。12月，南京失陷，武汉告急，显然，长沙已非久安之地。开课仅一个月的临时大学，又面临不得不迁校的命运。

　　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将军，正在制定誓死保卫湖南安全的宏大计划，对迁校主张并不赞同。他表示，省政府将全力保证师生安全，必要时可转移到湘西乡下办学。许多学生也认为，一旦国家危急，同学们应当随时准备以身报国，要求学校改变教学方式，实施战时教育。

　　梅贻琦却说：“一个民族，他生存的最根本价值是什么？我们都是教书的，我们的责任是要去塑造一个民族的灵魂，这难道不比打仗更加艰巨吗？”梅校长的观点，让很多反对迁校者改变了态度。1938年1月，临时大学常委会作出《关于迁校的决议》。迁校地点确定为层峦叠嶂、日军难以进犯的云南昆明。

　　但西迁谈何容易，张治中到临时大学演讲时说：“我们已经过了许多年的不生不死，以致国家成为如此。现在不容许我们再不生不死下去了……贵校蒋梦麟先生和我商量迁校到云南的问题，我说汽车也没有，船也没有，要到那里去，最好就用两条腿走，这也是一种教育。”

　　从长沙到昆明，1000多公里的路程，要用两条腿完成，这在平时，恐怕大家会觉得那是怎样的不近人情。其实，当时的青年学生们也很彷徨。国难当头，是奔赴前线，还是继续读书，许多同学都在这种矛盾中纠结。校内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关于“民族危机时刻，青年学生该往何处去”的大讨论。一部分同学选择了投笔从戎，奔赴前线；另一部分同学向往革命圣地，奔赴西北。

　　为了说服学生，蒋梦麟还特邀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来校演讲。陈诚对同学们说：“你们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文化精英，抗战胜利后，担负着国家复兴的希望。”他勉励同学们好好读书，为未来国家的复兴作准备，这样的鼓励和信念，坚定了一部分同学与学校共命运的决心。

　　“此次搬家，步行意义甚为重大”

　　西迁的队伍兵分几路：大部分教师及家眷、全体女生及体弱男生，采用海陆并用方式，乘船与火车，经香港辗转赴滇；冯友兰、朱自清、陈岱孙等教授乘汽车到越南，再由滇越铁路入昆明；而由体壮男生组建的湘黔滇步行团，将靠两条腿，徒步完成远征。

　　针对此次西迁，从学校到政府都作了周密安排。学校发给步行团每位学生旅费20元，教授每人65元。准备行装要花钱，买纸、油布、雨伞等，区区20元，仅够一半的花销。所以，很多教职员工还将自己的旅费捐出来，由学校统一调配，捐助那些体弱寒苦、成绩优良的学生。学校雇了20名炊事员，自带行军锅灶，又买了3辆大卡车，其中1辆运载炊事员和炊事用具，其余2辆运载行李。同时，指派2名校医为随队医生。

　　为了确保旅途安全，张治中特派湖南省政府高参、陆军中将黄师岳担任步行团团长。临行前，黄师岳作动员：“此次搬家，步行意义甚为重大，为保存国粹，为保留文化。”他还勉励大家要维护教育事业，将抗战进行到底，努力完成这一历史壮举。

　　一边学习，一边记录

　　1938年2月19日下午，由300多人组成的湘黔滇步行团踏上征途。正如张治中所说，“就用两条腿走，这也是一种教育”。师生们确实也将此次徒步远征当作“多习民情，考查风土，采集标本，锻炼体魄”的良机。

　　经济系三年级学生余道南说：“这次远征对我等知识青年来说，是一次考察与锻炼，以数百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读书人组成如此庞大的队伍，一步步地踏越湘黔滇，这可算是历史上的一次壮举。如果成功的话，必将在我国教育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我个人平素以务实和刻苦要求自己，能不能做到这点，此次旅行正好是烈火真金的一次考验，似乎有加以记录的必要。”于是，他随身带了一本袖珍笔记本，每天休息时将所见所闻所做之事，如实地记载下来。

　　像余道南这样有心的同学还有很多。向长清是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到达昆明后，他将步行西迁的这段经历，写成文章《横过湘黔滇的旅行》，这是最早全面记录这次徒步远征的文章。

　　用抗疟疾药丸换老乡民谣

　　湘黔滇步行团不同于士兵队伍，为了“多习民情，考查风土”，途中凡遇到名胜古迹，一定要安排前往参观。除了每天必须完成的步行任务外，有的同学还沿途采集民谣，考察地理民风。著名心理学家刘兆吉教授，当时是南开大学哲学教育系的学生，出发之前想到闻一多教授曾说：“有价值的诗歌，不一定在书本里，很多是在人民的口里，希望大家到民间找去。”于是，他有了利用此次旅行采集民谣的计划。

　　为了采集民谣，刘兆吉每天要比其他同学晚到宿营地，常常饥肠辘辘。于是，他就想办法——早上开饭后，铁锅里还有一层薄薄的锅巴，他就揭下来，卷成卷，塞进茶缸，路上饿了，就撕下一块充饥。一路上，雨雪交加是常事，既要打伞又要记录民谣，他就用一根竹棍捆在伞柄上，将加长的伞柄捆在腰间，腾出两只手记录。当时湘黔滇疟疾流行，步行团发给每人6粒抗疟疾药丸。为了央求老乡唱民谣，刘兆吉就用药丸来换。这一路，刘兆吉采集了2000多首民谣，后编辑成《西南采风录》。

　　步行团在黔滇所走的路线，有些恰恰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时走过的路线。墙垣崖头，仍依稀能看到当年红军张贴的标语。行进到娄山关时，同学们还眺望了当年红军打败国民党军队的战场，而刘兆吉采集到的民谣中，就有一部分是当地百姓抒发对红军的热爱和怀念之情的。这一切，都让青年学子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在旅程的最后阶段，步行团接到学校的消息，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4月26日，步行团抵达昆明。

　　虽然西南联大只存在了8年，但这所烽火硝烟中的特殊大学，为国家培养了数千名学生，使得中华民族的国粹文脉得以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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